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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从“黑石号”出水瓷器、元青花等看海上陶瓷之路

瓷器是中国的发明,不但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还大量用于外销,有着庞大的海外市场。从唐代沉船“黑石号”打捞出来的瓷器文物即是例证之一。元代的青花瓷器是伊斯兰世界十分欢迎的生活用具。明代以后还出现专门为海外市场定制的瓷器。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瓷器对于世人了解各时期瓷器的生产面貌和当时国外人的文化生活有着很大的帮助。

本文节选自《瓷器中国》,该书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原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克伦最新著作,通篇用权威而通俗的语言讲述了中国瓷器三千年的发展历程,是一部写给大家的中国瓷器简史。

瓷器是中国的发明,它不但是中国人艺术欣赏活动、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对象,还大量用于外销,有着庞大的海外市场,在海外广大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瓷器、丝绸和药材自古以来便是中外交换、赐赠和贸易的三大宗。从唐代开始,一艘艘海船满载各色中国瓷器销往世界各地。元代的青花瓷器是伊斯兰世界十分欢迎的生活用具。明代以后还出现根据外国生活习俗和审美情趣专门定制的瓷器。这些瓷器现在分布在埃及、伊拉克、日本、朝鲜、伊朗、土耳其、印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等亚、欧、非各国。它们对于我们了解各时期瓷器的生产面貌和当时国外人的文化生活有着很大的帮助。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非常繁盛的一个朝代,国力强大,文化发达,国内外使节、僧侣、商人往来密切,中外交流频繁。此时也是瓷业大发展的时期,唐代制瓷业“南青北白”格局的形成决定了南方越窑青瓷和北方白瓷在对外贸易中的主导地位。长沙窑的异军突起,特有的釉下彩瓷以外销为主,在装饰上根据输入地区的需要进行设计,在中亚、西亚市场占有一定份额。五代,吴越钱氏大力发展海外贸易,越窑瓷器外销的范围和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便是远在东非的民众也可获得。这个时期,陶瓷贸易商人遍布全球,波斯、阿拉伯商人穿梭于太平洋、印度洋之间,谋取暴利的同时也使各国之间互通有无,促进了全球各地物质、经济、文化各层面的交流。中国陶瓷毫无疑问成为世界热销商品。在东非的埃及福斯塔特遗址、苏丹阿伊扎布遗址,西亚的伊拉克萨玛拉遗址、伊朗尼沙布尔遗址、希拉夫遗址,东亚的日本九州博多遗址、筑野遗址、奈良平城京遗址,南亚印度河流域的班布尔遗址、阿里卡美遗址,东南亚的菲律宾卡拉塔冈遗址、马来西亚沙捞越尼雅遗址等地都发现了唐代瓷器的标本。

图1 唐 越窑四系大碗“黑石号”沉船出水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最典型的是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和婆罗州之间的勿里洞岛(Belitang Island)丹戎潘丹(Tanjung Pandan)港北部海域的海底发现的“黑石号”沉船,从“黑石号”沉船中打捞出来的文物超过60,000件,其中瓷器占绝大部分。长沙窑瓷器为最大宗,有约55,000余件,大部分是碗,各类壶约700件,当时长沙窑以外销为主;越窑青瓷约250件,其中一件青釉四系大碗十分罕见(图1);白瓷约300件;绿彩瓷器约200件,是唐代极为少见的瓷器品种(图2);以及其他瓷器约500件。

图2 白釉绿彩狮柄执壶“黑石号”沉船出水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

《瓷器中国》 陈克伦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特别是在沉船中还发现了3件唐代的青花瓷器,引起世人瞩目。黑石号的目的港,从目前的考古证据看,应该是西亚、中东地区。“黑石号”上装载的长沙窑、越窑、白瓷以及白釉绿彩瓷器,在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苏丹的阿伊扎布遗址,伊拉克的萨玛拉遗址、伊朗的尼沙布尔遗址和希拉夫遗址等地被发现(图3)。

图3 唐 白釉绿彩盘 伊拉克萨马拉遗址出土 柏林佩加蒙博物馆藏

宋代我国制瓷业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期,不仅国内的瓷器贸易兴旺发达,外销的市场更加扩大,延伸到东亚、南亚、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宋代,对外贸易成为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海路已经取代陆路成为贸易的主要渠道,朝廷强调 “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对市舶贸易寄予厚望,务求 “岁获厚利,兼使外蕃辐辏中国”。继唐代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后,宋朝政府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秀州(今浙江嘉兴)、温州、陰州(今江苏江阴)、澉浦(今浙江海盐)、泉州、密州(今山东诸城)等九处设立市舶司,以管理来华的外商和对外贸易。其中以东南沿海的广州、明州、泉州、杭州四个城市的市舶司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此时造船业十分发达,海船的载重量大大提高。宋代所造海船 “大如广厦”“上平如衡、下则如刃”,可破浪而行,为海外贸易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在航海技术上,罗盘针的发明和应用,各种设备和技术的进步,保证了船只海上航行的安全和效率,减少了航运的风险。北宋徐竞的《宣和奉史高丽图经》卷三十二器皿条陶炉时,提到“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可见当时有一部分中国瓷器已经成为高丽人的收藏或生活日用器。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中提到当时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用瓷器进行贸易,计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单马令、凌牙斯、佛啰安、蓝无里、阇婆、南毗、故临、层拔、渤泥、西龙宫、麻逸及三屿等处,地理范围大致是现在亚洲的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和非洲的坦桑尼亚等地。在印尼的爪哇、苏门答腊,菲律宾的巴拉望,日本的鹿儿岛、五岛列岛以及中国南海西沙群岛、福建平潭、莆田、连江等地海域都发现了宋代运输中国外销瓷器的沉船。当时瓷器贸易品种有青瓷、白瓷及青白瓷,产地包括浙江的越窑和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窑以及广东、福建诸窑口。

元代是个多民族大帝国,国家的强盛、版图的扩大增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制瓷业取得突破性进展,景德镇窑青花、釉里红、卵白釉等品种的创烧成功,使瓷器生产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瓷器外销领域比宋代更为扩大,区域遍及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东和东非等地。元朝灭宋之际,已开始着手接管对外贸易事务,于至元十四年(1277年) “立市舶司一于泉州, 令忙古觮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 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1279年统一中国之后,素有重商传统的蒙元统治者依托空前辽阔的疆域,使海外贸易继续保持鼎盛发展的势头。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中就提到我国瓷器出口到日本、菲律宾、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等五十多个国家、地区。元代外销瓷最为显著的特征是青花瓷的外销,日本的冲绳、福井和印度德里等地出土了破碎的元青花瓷器;东南亚菲律宾等地也有青花碗碟等小件器物出土,质地较为粗糙。西亚、中东等地的元青花一般都是非常精美的大件器,如伊朗阿德比尔神庙和土耳其托普卡比宫都珍藏有大量的元青花,都是国内难得一见的珍品。东非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肯尼亚、索马里等沿海港口和岛屿也出土大量中国瓷器碎片。除了青花之外,还有龙泉窑、景德镇窑、磁州窑等其他风格的产品。如20世纪70年代在朝鲜半岛新安海底沉船中就打捞出两万余件中国瓷器,其中龙泉窑青瓷超过12,000件(图4),景德镇窑青白瓷有约5,000件(图5)。

图4 元 龙泉窑青釉五管瓶 新安沉船出水 韩国国立光州博物馆藏

图5 元 景德镇窑青白瓷贴花梅枝纹双耳瓶 新安沉船出水 韩国国立光州博物馆藏

元代成熟青花在景德镇出现以后,销往西亚和中东地区,这些青花多为大盘和大瓶,采用进口青料,色泽艳丽,层次丰富。存世于伊朗、土耳其等地的元青花成为鉴别断代的标准器。元青花在西亚、中东的盛行与当地的生活习俗和审美趣味有很大的关系,其造型和纹饰借鉴了当地的风格。在一些伊朗的15世纪细密画上可以看到当地人们用青花器皿盛放食物和饮料的形象(图6)。

图6 15世纪 伊朗细密画中宫廷宴席使用中国青花瓷的场景

明清时期瓷器制造业继续发展,特别是景德镇御器厂设立后,不惜成本生产宫廷用瓷,在质量上精益求精,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新品种层出不穷。元代出现的青花、釉里红在明代早期进一步发展,烧制技术上逐渐成熟,呈色更稳定。官窑的兴盛带动了民窑的发展,明代中晚期民窑青花的生产兴旺发达,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基础上,大量输往世界各地,外销瓷市场进一步繁荣。

明代瓷器外销主要有四种途径,一是明朝政府对于外国首脑、使节的馈赠;二是各国使节入贡,回国时带回去的贸易品;三是郑和下西洋时进行的贸易;四是民间海外贸易。明初洪武年间一度实行海禁,海外贸易受到一定的打击,但是瓷器输出通过朝贡贸易从来没有停止过。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为远洋贸易提供了新一轮的契机。永乐、宣德时期一些产品如青花波斯式执壶、盘座、烛台等的造型来源于中亚地区的金属器(图7、图8、图9);正德年间,开始出现适应西方市场需要的瓷器,接受预订生产有皇家、贵族家族纹章的专用瓷器(图10)。嘉靖、万历时期按照欧洲的需要生产专门的餐具,大量销往欧洲。与此同时,输往亚、非等地瓷器也与日俱增。《明史》、《大明会典》、《瀛涯胜览》等文献中有很多相关的记载。从现在已发现的材料看,明代中国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器几乎遍及亚非欧各洲,伊朗、土耳其等地大型博物馆中都藏有中国明代瓷器。东非埃及福斯塔特遗址、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交接的古城废墟中都发现过十三至十六世纪的中国外销瓷。

图7 明永乐 景德镇窑青花波斯式执壶 上海博物馆藏/15世纪西亚铜执壶

图8 明宣德 景德镇窑青花盘座 上海博物馆藏/14世纪西亚铜盘座

图9 明永乐 景德镇窑青花烛台 上海博物馆藏/14世纪西亚铜烛台

17世纪正是明清两代朝代更迭时期,政局动荡,景德镇御窑厂基本停止生产,大批优秀工匠进入民间窑场,使民窑瓷器的质量和产量突飞猛进,大量瓷器输往欧洲、亚洲广大市场,遂形成一个中国瓷器贸易的高潮。每年运往欧洲的瓷器高达数百万件。许多国家在广州设置了贸易机构,派船舶进入广州,直接运送瓷器到欧洲。中国瓷器在欧洲已经成为日用品,在上层贵族之间,优质的中国瓷器成为炫耀财富的主要手段。中国瓷器的装饰艺术在这一时期也风靡欧洲上层社会,当时欧洲大多数国家都非常喜欢用中国瓷器作装饰。与此同时,中国生产的瓷器无论在造型还是纹饰上迎合输出地的需要,如欧洲盛行的油醋瓶(图11)、水果篮(图12)等新的器型,郁金香花以及西洋帆船(图13)等图画形象也出现在外销的瓷器上。

图10 明正德 景德镇窑为葡萄牙王室定烧的青花纹章执壶

图11 清康熙 景德镇窑青花油醋瓶 倪汉克捐赠 上海博物馆藏

图12 清康熙 景德镇窑青花镂空果篮 倪汉克捐赠 上海博物馆藏

瓷器的外销也促进了国内外陶瓷技术的相互交流。中国瓷器精湛的制造技术随之传到的世界各地,特别是欧洲,对当地的瓷器生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中国也从国外获得物质技术和艺术风格上的借鉴,造型、釉色装饰上更加丰富多彩。

图13 清康熙 景德镇窑青花西洋帆船图盘 倪汉克捐赠 上海博物馆藏

图14 9世纪 伊朗蓝彩盘西亚蓝彩陶盘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在唐代频繁的对外交往中,中国将西亚蓝彩陶器(图14)中以氧化钴着色的技术引入国内,并引进原料,在运用钴料制作唐三彩陶器的同时,创烧了最早的白地蓝彩瓷器—─青花。典型元代青花及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也主要是用进口的苏麻离青来发色的,正德、嘉靖时期的青花所用的回青料也是从域外进口。造型上,明代的盘座、八角烛台等也是借鉴了西亚、中东等地的艺术风格。清代珐琅彩瓷器工艺是从欧洲引入的铜胎画珐琅工艺所借鉴的,一些低温釉如胭脂红、锑黄等呈色剂也来自于西方。

图15 12—13世纪(高丽时代)青釉刻花水禽纹净瓶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图16 15世纪 朝鲜青花岁寒三友图罐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

青瓷烧制技术从12至13世纪起就传入朝鲜半岛(图15)。明代开始青花瓷技术向外传播,朝鲜于十五世纪烧成了的青花瓷器(图16),越南也在这一时期请我国的制瓷工匠前往烧制青花瓷器(图17、图18),其图案明显借鉴于中国元代青花瓷器(图1www.aikong.cc9)。

图17 15—16世纪 越南青花莲池芦雁图盘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图18 15—16世纪 越南青花双鱼纹大盘 福冈市美术馆藏

图19 元 景德镇窑青花双鱼纹大盘 湖南省博物馆藏

明代晚期,日本开始制作青花瓷器(图20),这主要是受到明末天启年间日本向中国定烧的青花瓷器,即所谓“祥瑞”瓷的启发。

图20 17世纪 日本青花伊万里山水楼阁图水坛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十六世纪初中国制瓷工匠进入波斯,开始烧造瓷器,并影响到周边地区。16——17世纪波斯生产的青花(图21)明显受到中国青花瓷器的影响(图22)。

图21 17——18世纪 伊朗青花人物大盘 日本中近东文化中心藏

图22 清康熙 景德镇窑青花仕女图大盘 倪汉克捐赠 上海博物馆藏

十四、十五世纪埃及也用本国的原料仿制中国青花瓷。阿拉伯人学会中国造瓷技术后,将其传播到传到意大利,荷兰等地,对当地蓝彩软质瓷器(精陶)的出现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有的产品受到中国瓷器装饰的影响(图23、图24),也有表现欧洲风景的产品(图25)。

图23 17世纪后期 荷兰代尔夫特青花麒麟纹壶 日本出光美术馆藏

图24 清顺治 景德镇窑青花麒麟图罐 上海博物馆藏

图25 18世纪 荷兰代尔夫特釉陶青花风景图盘 瑞士日内瓦Ariana博物馆藏

《瓷器中国》 陈克伦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瓷器中国》 陈克伦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本文经作者授权节选自《瓷器中国》,原标题为《海上陶瓷之路》)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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